一个寒冷的元宵节早晨，保定体育场上挤满了两万多名群众。这一天，他们不是来看花灯猜灯谜的，而是来见证一场震惊全国的公审大会。在这个本该张灯结彩、其乐融融的节日里，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却要在这里接受最后的审判。临行前，其中一位淡然地说了句：＂照个相吧，最后一张了。＂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语，却道出了怎样的人生起伏？这两位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干部，又是如何从革命功臣沦为阶下囚的？
1931年，冀中平原一带，日伪军的＂清剿＂让这片土地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。一名16岁的青年在高蠡暴动中被俘，眼看着18名战友被铡刀处死，轮到他时，敌人见他年纪太小，才侥幸逃过一劫。这个青年就是刘青山，经此劫难后，他被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同年加入中国。
在冀中平原的另一边，一位留着山羊胡的年轻教师正带领着学生们开展抗日活动。这就是比刘青山大两岁的张子善，1933年，他放下教鞭，加入革命队伍，成为党的一员。
抗战时期，刘青山在河北担任县组织部长期间，成功策反了多名伪军，建立了地下情报网。他的战功如此显著，日伪军甚至悬赏1500大洋要他的人头。而张子善则在冀中十分区担任书记，组织发动群众，建立抗日根据地。
1948年，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。在平津战役中，刘青山、张子善分别带领部队参与了对天津的围城战役。他们亲眼见证了这座北方重镇的解放，也在这里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。
1949年8月，在天津杨柳青镇，一场重要会议正在召开。33岁的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，35岁的张子善出任专署专员。当时的与会者们都说，这两位年轻有为的干部，前途不可限量。
然而，就在这座繁华的工商业城市里，命运的转折悄然发生。1950年春节前夕，刘青山搬进了天津市区一处豪华的公馆。这座两层小楼曾是一个汉奸的住所，朱漆大门，雕花围栏，在当时可谓气派非凡。
与此同时，张子善也在天津城里安了家。每逢周末，他都要驱车去天津老城，那里有最好的绸缎庄和首饰铺。据当时的同事回忆，张子善特别爱穿一身灰色中山装，胸前别着一支金笔，腕上戴着进口手表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。
1950年春，在一次地委会议上，刘青山拍着桌子说：＂革命是为了什么？不就为了过上好日子吗？现在胜利了，该享受享受了！＂这番话传开后，在机关干部中引起不小的震动。
而张子善则经常出入天津的高档饭店。他很喜欢和一些工商界人士吃饭，每次都要了一个包间，点上最好的菜。服务员们都知道，只要是张专员来了，必定要准备最好的酒水。
就这样，两位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功臣，在这座繁华都市的诱惑下，逐渐迷失了方向。他们或许从未想过，短短一年多后，自己将从权力的顶峰跌入万丈深渊。在那个寒冷的元宵节，两个曾为革命流血的汉子，将以另一种方式载入史册。
1951年深秋，一封举报信送到了河北省委，掀开了这个惊天大案的序幕...
1950年的天津，一场特大暴雨让海河沿岸的百姓遭受了严重灾害。国家拨付了大量救灾款和救灾粮，刘青山和张子善却在这场灾难中看到了＂机会＂。
一天早上，天津专署会计科的同志发现账目有异常。他们发现一笔40万斤的救灾粮食被转移到了一个叫＂机关生产组＂的账上。这个＂机关生产组＂表面上是专署下属的一个部门，实际上却成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中饱私囊的工具。
就在救灾最紧急的时候，刘青山却跟秘书说：＂给香港那边打个电话，问问那两辆小轿车何时到？＂没过多久，两辆崭新的进口轿车就停在了专署大院里。一辆归了刘青山自己，另一辆则作为＂礼物＂送了出去。
当时的天津，作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，木材生意特别兴旺。张子善看准了这一点，开始打起了木材的主意。他让手下人冒充的名义，用救灾款从东北购进了4000立方米的木材。这些木材运到天津后，被他们高价倒卖给当地的资本家。
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刘青山竟然染上了毒瘾。在一次机关干部会议上，有人闻到了的味道，循着味道找去，竟然发现是从刘青山办公室传出来的。面对质疑，刘青山却大言不惭地说：＂革命是为了什么？不就为了过好日子吗？现在胜利了，我就想享受享受。＂
张子善知道刘青山有这个＂爱好＂后，就让手下从缴获的违禁品中挑选上等，专门送去讨好刘青山。就这样，两人之间形成了一个互相包庇的利益同盟。
1950年的一天，天津专署财务科的一位老会计发现，防汛水利专款短少了30亿元（旧币）。他战战兢兢地向领导汇报这个情况，没想到这笔钱竟然被移作他用了。后来经查，其中20亿元被用来搞所谓的＂机关企业＂，其实就是刘张二人用来倒卖物资的资金。
他们还打起了银行的主意。以修建工程为名，从银行骗取贷款60亿元（旧币）。这些钱到了他们手里，不是用来倒卖物资，就是被中饱私囊。
到了1951年初，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胆子慢慢的变大。他们竟然把49亿元（旧币）交给奸商，用来倒卖钢材。这些本该用于国家建设的钢材，被他们高价卖给私营企业，最终造成了14亿元的国家损失。
刘青山和张子善还打起了救济款的主意。他们克扣了14000万元的干部家属救济粮款，扣下了54330万元的机场民工补助粮款。甚至连修建海河的民工粮款都不放过，从中渔利了22亿元。
这些数字背后，是无数灾民的苦难，是国家建设的损失，更是两个革命干部的彻底堕落。当权力和金钱的双重诱惑降临时，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，竟然迷失在了这片他们用热血换来的新天地里。
1951年夏天，一份关于天津地区倒卖木材的调查报告摆在了上级领导的案头...
1951年6月1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篇关于天津地委倒卖木材案的报道，这则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。
当时正在参加市政府会议的一位老干部回忆说：＂那天的会议室里特别安静，大家都在传看这份报纸。有些老同志的手都在发抖，因为谁也没想到，刘青山和张子善会做出这种事情。＂
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。在天津市第一茶馆，一位常年摆摊的老茶客说：＂那几天，茶馆里的人议论纷纷。有人说刘书记家的两辆小轿车是从香港买来的，花了多少多少钱；还有人说张专员在城里置办了三处房产...＂
在河北省内，这件事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。一位当时在保定市政府工作的老干部回忆：＂全省各地都派人来向省里了解情况。有的是派干部来，有的是写信来问，更不可思议的是从北京、天津赶来的记者。＂
这起案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。当时在香港的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都对此进行了报道。一位外国记者专程从上海赶到天津，想要进一步探索这个震惊中国的贪腐大案。
在社会各界的反应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干部群体的态度。一些与刘青山、张子善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他们纷纷给上级写信，为两人求情。
一位曾在冀中根据地工作过的老同志说：＂刘青山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带领我们打游击，和敌人周旋。那时候他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草鞋破了，用草绳子缠着；饿了，就啃几个红薯充饥。这样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变成贪污犯呢？＂
而在天津的一些工商界人士中，则流传着另一种说法。他们都以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＂开明＂的干部，懂得＂照顾＂生意人的难处。这种说法引起了中央的格外的重视，因为它暴露出一些干部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上的思想偏差。
1951年10月，一场特别的座谈会在天津召开。参加会议的有机关干部、工人代表和市民代表。会上，一位老工人激动地说：＂解放后，我们盼着的是过上新日子，可是没有想到有些当官的，竟然和那些资本家穿一条裤子！＂
这件事很快成为全国机关单位的一堂＂活教材＂。各地纷纷组织干部学习讨论，要求大家引以为戒。一些年轻干部说：＂看到这一个案子，才知道革命胜利后的考验有多严峻。＂
1951年11月，中央派出专门调查组进驻天津。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回忆说：＂当时，几乎所有的群众都非常关心这个案子。有的还主动向咱们提供线索，反映问题。＂
就在社会各界纷纷关注这个案件时，一个更加震惊的消息传来：天津市副专员李克才在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，公开揭发了刘青山、张子善更多的问题...
1951年11月29日，一场特殊的会议在召开。与会的同志们面前，摆着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。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刘青山、张子善案件的来龙去脉。
＂这两个同志都是老革命，在抗日战争时期立过大功，现在究竟该怎么样处理？＂一位领导同志提出了这个关键问题。
会议室里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有的同志提出，考虑到两人的革命功劳，可以从轻处理；有的同志则坚持，必须严惩不贷，以正党纪国法。
当时的天津市长黄敬专门托人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。报告中说：＂刘青山、张子善虽然犯了错误，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，他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同志。建议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＂
就在各方意见不一的时候，华北局向中央提交了处理意见：＂为维护国家法纪，教育党和人民，建议对刘青山、张子善二人处以死刑，或可考虑缓期两年执行。＂
这个建议在党内引起了更大的争议。一些老同志认为，新中国成立才两年，处决两个老革命干部会不可能影响军心？还有同志提出，两人虽然犯了错，但并没有反革命行为，是否能从宽处理？
12月初的一天，一位中央工作人员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材料。这是刘青山在狱中写的检讨书：＂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，可以拿我当典型来处理。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太大了，死有余辜。＂
这份检讨书很快被送到了的案头。一位领导同志看后说：＂刘青山倒是看得很清楚。这个案子不仅是惩治个人，更是要教育全党。＂
1951年12月20日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专门讨论这个案件。会上，有同志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：＂越是级别高的干部犯了错，越要从严处理。这样才可以让全党都警醒起来。＂
在讨论过程中，有人提到了延安时期的一个案例：当时一个县级干部因贪污被处决，对全党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。现在刘青山、张子善的问题比那个案子严重得多，影响也更大。
经过反复权衡，中央最终作出决定：依法判处刘青山、张子善死刑。同时，为了照顾他们的家属，特别规定了几条人性化的处理原则。
这个决定很快通过种种渠道在党内传达。一时间，全国上下都在关注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。
1952年2月9日，在河北省公安厅临时看守所，工作人员向刘青山、张子善宣读了开除党籍和死刑判决。第二天就是正月十五，元宵佳节...
刘青山、张子善案的审判结束后，这个案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深刻的反腐教育运动。1952年春节过后，各地纷纷召开干部大会，专门学习这个案件。
在天津市委的一次干部会议上，一位老干部站起来说：＂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对贪污分子如此严厉的处理。这说明新中国对腐败问题绝不姑息。＂
这个案件的处理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反腐政策制定。1952年3月，中央下发了一份重要文件，要求各级党委对问题进行专项治理。文件中特别提到：＂要坚持＇老虎＇、＇苍蝇＇一起打。＂
在河北省，刘青山、张子善案促使当地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反腐机制。一位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干部回忆说：＂我们专门成立了监察组，每个县都派驻了监察员，重点监督干部的经济问题。＂
这个案件还推动了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进步。1952年下半年，财政部门开始推行新的财务管理制度，要求各单位建立严格的账目审核制度。一位老会计说：＂那时候，我们每天都要检查几遍账目，生怕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。＂
在基层，这个案件的影响更为深远。天津市一个区的干部说：＂以前有些同志认为小金额的贪污不算得上什么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贪污就是贪污，不管多少钱都不行。＂
这个案件也成为了干部培训的重要教材。在中央党校，专门开设了廉政建设课程，其中就有刘青山、张子善案的专题讲座。一位老教师说：＂这个案例最有说服力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，功劳再大也不能成为贪污的挡箭牌。＂
在军队系统，这个案件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一位老军官回忆：＂当时我们部队专门组织学习这个案件，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写心得体会。＂
这个案件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了经济领域。一些私营企业主说：＂以前有些人总想走关系、送礼物，现在大家都不敢了，都按规矩来做生意。＂
1953年初，中央在总结这个案件时提出：＂要把惩治腐败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来抓。＂这个要求很快被落实到各个层面。
在基层政府，建立起了群众举报制度。天津市的一位老干部说：＂那时候，群众发现干部有问题，可以直接向纪检部门反映。这个制度一直沿用至今。＂
这个案件还推动了党内监督机制的完善。一位参与相关工作的老同志回忆：＂从这个案件后，各级党委都建立了专门的机构，形成了一整套监督管理体系。＂
到了1954年，当年参与审理刘青山、张子善案的一位法官说：＂这个案件不仅仅是惩处了两个贪污分子，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：在新中国，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。＂
1955年春节前夕，天津市委召开年终总结会，一位老同志感慨地说：＂现在回头看刘青山、张子善案的处理，我们更能理解当初这个决定的重大意义了...＂
